这个“六百万限额”看似公平合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有些人领取时感到非常压抑，有些人获取时处境尴尬，更有人完全无法企及，这恰恰揭示了CBA薪酬体系中最令人痛心的事实。
必须说明白：六百万元是未扣除税款的总数，减去税费后大约只有三百三十万元，这个数额虽然听起来可观，但与运动员的实际价值相比，就好比用绿皮火车的票价来售卖高铁票。
周琦、郭艾伦、胡金秋这些国家队主力球员，若是处在NBA的底层轮换位置，年薪至少要达到1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一千万。
CBA获得六百万，相当于折扣减半后抹去零头，俱乐部心里非常清楚，因此各种“秘密补贴”开始出现：把代言合同直接交给球员父亲的公司、市区的大户型公寓登记在妻子名下、户口指标留给小舅子，资金流转不通过工资，检查也无法发现破绽。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周琦与“—首钢”的激烈交锋，外界只关注他转会费高达2000万的消息，但篮协最终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处罚，原因是超出合同约定的金额并未录入CBA的官方管理系统。
那边厢，同曦队给祝铭震支付了高额薪水，看球的人立刻沸腾了：他场均能拿下12个得分和4个篮板，但三分球投中率只有33%，若是去到季后赛的队伍里，恐怕只能作为替补球员使用。
现行规定仅需满足“队内前三名+薪资差额50万”，同曦队的薪资总额本就有限，给予祝铭震600万，既能达到工资帽的最低标准，又能向外界展示“我们同样拥有高薪球员”，可谓两全其美。
球员本人对财富从不排斥，然而队友内心难免存有疑虑：训练场上奋力流汗，一旦对比薪酬清单发现差距巨大，任何人都会心生不甘。
深入探究，可以发现所谓“六百万”，难以铲除豪门球团的根基，却首先伤害了弱旅的利益。
广东、辽宁、首钢能够利用外部资金来弥补成本差距球迷网，经济实力较弱的队伍连替补中锋的年薪都高达三百万，他们根本无法承受隐性的经济投入，只能无可奈何地任由自家培养的年轻球员被财力雄厚的对手用金钱手段吸引走。
此后联赛显现出一条无形的界限，这边是拥有产业版图的老牌劲旅，那边是精打细算的小型机构，两者间的距离持续加宽，比赛的未知数也就日渐减少。
更尴尬的是球员心理。
赵睿在广东的最后一个赛季获得C级合同，年薪比顶薪标准低几十万，然而他在赛场上的表现相当于外援水准，比赛结束后有记者追问他如何看待“待遇不高任务繁重”的问题，他当场回应“询问俱乐部”。
此事源于更衣室的炸弹：队友一同训练，有人值千万却仅得600万，有人值300万却依仗规则硬得600万，日子久了，连配合防守都显露出“我为何要替你多出力”的心态。
篮协其实早就注意到窟窿。
去年夏季的内部沟通记录中，曾提及将最高薪资标准提升至九百万，并且计划建立“外部商业收益登记系统”，要求代言费、演讲酬劳等全部录入，一旦超出规定限额，将导致球队积分被扣除
构思不错，不过决策层对此有顾虑：如果详细申报，带有国有企业背景的诸多社团必须通过审查环节，而民营企业也担心税务部门会借此追查源头。
因此计划被搁置，仍旧采用旧模式，相关人员默契地实施临时修正措施。
归根结底，CBA的六百万仿佛一张过期的船票，想要搭乘职业体育的快速列车，却始终无法匹配到座位。
观众以为控制薪酬能让竞赛更均衡，结果只学会更巧妙的“送钱手段”；运动员以为付出就能符合价值，结果发展受限；弱旅以为条款能维护自身，结果反而被消耗。
等到若干年过去，优秀运动员有的远赴海外发展，有的则选择安于现状，国内赛场将仅靠虚假高薪维持表面繁荣，这般景象堪称最黯淡的结局。
